·纽约笔记·
印度能拯救苹果吗
金蓓蕾
苹果最新的财报结束了连续13年季度增长的神话。
跟之前外界预测的一样，苹果公司营收、利润都出现了下滑。这是苹果营收自2003年以来首次出现下滑，同时为苹果提供一半以上利润的iPhone销售量更是自问世以来首次出现下降（近20%）。财报显示，公司第二财季营收为505.57亿美元，比去年同期的580.10亿美元下滑13%；净利润为105.16亿美元，比去年同期的135.69亿美元下滑22%。苹果在全球各地的销售都有放缓迹象。上个财季，苹果财报就不尽如人意，iPhone销量仅增0.4%，创2007年推出以来最低。苹果iPhone业绩不佳，已经直接体现在了员工招聘上。过去几周，苹果已经解雇了部分临时工，还开始辞退一些全职员工，涉及人员100多人。
在过去数年时间内，大中华区一直是苹果公司利润马达之一。中国经济的不断增长、中产阶层人群的增多以及庞大的年轻人口数量都为苹果创造出了一个拥有巨大吸引力的超级市场。在苹果2015财年中，苹果大中华区销售额增长率高达84%，一举刷新了该公司所有地区的历史增长纪录。对此，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曾直言不讳地表示中国将成为苹果的“全球顶级市场”。但现在这个马达开始减速。根据财报，该季度中，苹果在大中华地区实现营业收入124.8亿美元，同比下滑26%，环比下滑32%。苹果首席财务官卢卡·马斯特里表示，大中华市场现在的弱势主要是汇率情况造成的，但实际上苹果在中国遇到的问题远不止汇率。
尽管苹果的“中国梦”正在减速，但摩根士丹利日前在一份最新研究报告中建议苹果在印度市场复制这一成功。在分析师会议上，库克也暗示苹果将把印度定为下一个掘金的市场，如今的印度市场就相当于7年至10年前的中国市场。他说，基础设施和打造销售渠道是苹果在印度市场发展的关键。
在过去的18个月中，苹果已为在印度市场扩张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库克详细公布了iPhone在印度市场的销售情况，称iPhone上季度在印度销量增幅高达56%，2015年Q4销量为80万部，大部分由于iPhone 6s系列的推动，以及当地部分零售商的大力促销产生的结果。库克还谈到了印度新兴的4G网络，称4G“彻底释放了iPhone的动力和性能”。另外他也谈到了苹果当前在印度市场所面临的一些挑战，主要问题是缺少官方线下零售店，难以直接将手机销售给当地消费者。
在印度市场，苹果主要是通过授权模式与当地的零售商进行合作销售iPhone。不过最近印度政府准备放弃沿袭多年的监管政策（不允许国外企业私自开零售店），未来苹果旗舰店也将落户该国。
预计到2017年，印度就将取代美国，成为仅次于中国的全球第二大智能手机市场。从Facebook到谷歌，各家科技巨头正在争先恐后地想在印度市场分一杯羹。摩根士丹利报告认为，印度如今的智能手机市场状态和五六年前的中国十分相似。具体来说就是，2011年中国智能手机进货量仅为9200万部，而2015年印度的智能手机进货量则为1.04亿部。
2009年11月，摩根士丹利展开的市场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有4.6%的消费者拥有一部iPhone，而2016年1月的类似调查发现，如今有4%的印度消费者拥有一部智能手机。在2010年到2015年这段时间内，苹果在400美元或者以上机型市场的份额从30%增长到了74%。
苹果目前在印度市场的份额不到2%，而在印度有4/5的手机价格不到150美元，一些智能手机的价格甚至低至35美元。和在中国一样，对于大多数印度人而言，苹果仍是一个“梦寐以求”的品牌，价格已经超过了他们的负担能力。调查发现，在那些不打算买苹果产品的用户当中，21%表示，如果有机会，他们是希望买一部二手iPhone的。摩根士丹利的报告认为，苹果应该考虑向印度市场销售翻新机。
事实上，苹果在2015年曾申请进口翻新机至印度销售，但却遭到环境部拒绝，日前苹果已再度提出申请。苹果或许能够“曲线救国”解决这个问题，比如可以通过Liam机器人将旧机拆除还原原料成分再由印度工厂来重新制造，由此借“印度制造”吸引政府支持。此外，随着iPhone SE陆续在印度全国范围内发售，苹果推出了租赁项目。选择苹果租赁项目的用户可以在下一代产品上市后，支付每月租价的差价就能升级至最新机型。
实际上苹果在印度推出的企业租赁项目由来已久，但这是苹果第一次如此积极地推行这一服务，希望借此方式进一步吸引那些对价格敏感的印度消费者。
（作者系《东方早报(博客,微博)·上海经济评论》驻纽约记者）
·金融·
发行地方债券能治
债务问题的本吗
钟辉勇
自从国务院在2014年公布《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之后，地方政府开始大规模地通过发行地方政府一般债券和专项债券两种不同类型债券的形式来融资。这些借债，一部分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等支出，另一部分用于置换即将到期的存量债务。在这些债券的还款来源上，一般债券主要用地方政府的公共财政收入来偿还，专项债券主要用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来偿还。
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一方面可以改变原来地方政府主要通过融资平台公司融资的模式，让地方政府的融资规范化。同时由于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要远远高于融资平台公司，因此也可以将地方政府融资的成本显著降低；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还可以将地方政府之前大规模的隐性债务变为显性债务，这对未来地方政府债务的治理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一旦地方政府还继续通过地方融资平台公司这种变通的形式融资，这就必然会带来地方政府债务的不透明，未来也就还需要花很多的工作对地方政府债务进行甄别，这也会给金融市场带来不确定性。
尽管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的确能够帮助缓解地方政府债务偿还的压力，同时也有“以时间换空间”的考虑，但我们同时还关心的问题是，就地方政府债务的治理而言，仅仅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这样技术层面的操作，是否能够从本质上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
这是因为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本质上是一个投入-产出问题。可以这样来想，如果地方政府的借债能够带来产出，也就是带来GDP的长期增长，那这种借债其实是有回报的融资。也因为如此，即使地方政府会出现短期的债务问题，但长期看却不会演变为严重的债务危机。并且，从结果上来看，应该还可以看到地方债务占GDP的比值呈现出一个不断下降的趋势。
如果我们看到的结果与之相反，发现地方政府债务占GDP的比值，从长期来看却是不断上升的。这就让我们有必要去思考，目前地方政府的借债是否带来了相应的产出。事实上，当下的借债主要用于地方政府所偏爱的基础设施建设，因为这能带来短期GDP的增长。而从中国经济整体来看，投资比重偏高、消费不足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共识。在这个时候，再继续通过大规模借债来进行投资，带来的结果必然就是投资回报率的下降，也肯定会带来地方政府债务占GDP比值的持续上升。
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还牵涉到一个区域的视角。这是因为即使在国内进行投资，也需要考虑应该在哪个地区进行投资的问题。举一个最极端的例子，如果地方政府将借到的钱用于一个人迹罕至地区的投资项目建设，大家都能够预期到这种投资肯定是没有回报的，因为根本没有人来使用。
当然，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如果我们往中间走，其逻辑是相同的。在没有人为的制度限制条件下，大家都“人往高处走”，人口也都会选择往能获得更多就业机会、更多收入的地区流动。在中国而言，这个趋势其实就是人口往东部沿海地区的集聚。如果人口不断地往沿海地区流动，但地方政府的大量借债，仍然用于人口流出地的投资建设，这和上面的极端例子其实没有本质的区别。其带来的结果就是地方政府债务占GDP的比值，往往就是那些投入产出效率最低的地区越高。而如果我们从数据上来看地方政府债务占GDP的比值，已经呈现出中西部省份债务比值较高的现状。
因此，总结起来，对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治理而言，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当然是一个很好的应对措施。并且，在严格堵住地方政府通过平台公司融资渠道的同时，还可以考虑进一步扩大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规模。
但如果仅限于此，却并不能在根本上化解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这是因为地方政府债务本质上是一个投入产出问题，这和中国的投资比重是否过高、投资在区域间的分配是否合理等高度相关。如果对此没有足够的重视，中国的地方债务问题可能还会变得更加严重。
（作者系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金融管理学院讲师）
·全局·
脱贫攻坚中的
市场力量
杨志勇
2015年底中国仍有5000多万贫困人口。要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脱贫攻坚的任务非常艰巨。这些贫困人口多分布在自然条件较为恶劣的山区，基础设施往往较为落后，其他公共服务也是如此。易地搬迁是脱贫攻坚工程的硬骨头。
在“十三五”时期，要完成尚存条件恶劣的1000万人的易地搬迁任务，所需资金规模庞大。更难的是，易地搬迁不是搬迁后就了事，还要让贫困人口脱贫，一起奔向小康社会。脱贫攻坚的目标不容置疑，既符合“十三五”时期共享发展理念要求，又是让全国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大事。
贫困是人类社会的共同挑战。反贫困政策的选择应根据贫困发生原因科学选择并精准发力。人类社会目前所及的最优资源配置体制是市场经济体制，但它不能消除市场的不确定性，在某种程度上说，正是有了这种不确定性，经济效率才能实现。
市场竞争结果的不确定性，会让人变富，也可能让人变穷。好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流动性应该是很强的。每个人都应该拥有经过自身努力就可以改变自己的机会。一个有效的社会，一个公平的社会，本来就该如此。个人禀赋不同，人力资本不同，机会不同，要彻底消灭自然状态下的贫困发生率是不可能的。现代社会中，政府或者社会力量都可能帮助贫困者，让贫困者不会因市场竞争的失败或者其他原因而生活在贫困线之下。这是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重要一点。
在经济社会转型中，政府或社会扶贫目标可能不够到位，但是，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帮助贫困者的政策就应置于更重要的地位。中国强调精准扶贫的脱贫攻坚工程，意义也在于此。其他公共政策或存在争议，而精准扶贫政策是共识最多的。
完成既定的脱贫攻坚工程任务，离不开各级政府的支持。脱贫攻坚从根本上说是政府的任务。但是，要实现政策目标，离不开市场力量的支持。政府财力有限，不可能什么都包办。要让有效的财政资金发挥最大的效力，财政金融合作就不能不提上议事日程。易地搬迁是脱贫攻坚中资金耗费最多且最集中的项目之一。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商业金融等各种能够利用的业务都可以加以运用。
有助于脱贫攻坚的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再一次被提起。以易地搬迁为目标的省级政府投融资平台的建设，因此有了更现实的意义。但是，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建设不能不规范，可能的风险应该积极防范。地方投融资平台公司必须做到市场力量作用的释放，同时又不带来新的债务风险问题。
近年来，地方债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凡事都有缘由。不能因为地方债问题的存在，就因噎废食，就全部取消地方投融资平台。2008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国继1998年之后再次启动积极的财政政策。这一政策在短时间内稳定了社会各界对中国经济的增长预期，功不可没。
在政策的落实中，为了解决项目融资问题，地方投融资平台建设因此加快。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地方投融资平台公司，促进了积极财政政策的落实，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中国的基础设施。成效有目共睹，也不容否认。但是，事物总是有两面性。由于受到当时的预算法约束，地方政府一般不能直接举债。
地方政府融资中的许多借助平台公司。各融资平台后续运行出现不同轨迹，地方政府到底应该负担多少债务也因此成为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平台公司有的运作良好，完全可以独立运营；有的难以为继；有的则不同业务盈亏差别很大。要判断地方政府要为融资平台买多少单，就很难做到。地方债信息不明不仅不利于国家治理，也让各界担心地方债风险。特别是，对中国情况不明的外部世界，更是如此。地方债信息的准确性问题，通过审计署的审计以及后续的财政债务信息统计工作，已得到基本解决。但是，地方债问题还需一揽子方案来统筹解决。
预算法已经修正，省级政府发债权有了，虽然在发债额度上仍有限制。地方债管理区分存量和增量，也是务实之举。地方债存量置换解决了债务期限错配问题，也为地方债问题的根本性解决争取了时间。地方投融资平台何去何从虽然充满了争议，但是从分级财政管理体制的构建来看，从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财政体制设计要求来看，平台仍有存在的价值。
当然，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建设与运作应更加规范。分级财政下，地方政府没有发债权是说不过去的。政策目标明确的地方投融资平台建设可以更好地利用市场力量，提高财政资金效率，改善公共服务。棚户区改造投融资平台建设为易地搬迁提供了可供借鉴的范例。但是，易地搬迁和棚户区改造不一样。棚户区改造所涉土地使用权的商业价值可能较高，贫困地区的易地搬迁一般说来很难产生高价值的土地，也很难产生较多的现金流。易地搬迁投融资平台建设，着力点应在利用市场机制的灵活性上，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的有效合作，促进政策目标的实现。
异地扶贫搬迁所涉及的是脱贫攻坚工程，本来就是一种资金净投入的工作。社会资本必须有合理的回报，否则不可能注入。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的机制来看，政府为社会资本承诺固定回报率的做法是不合适的，收益应该与风险相称。PPP自然应该让社会资本有利可图。但是，项目的公益性决定了易地扶贫搬迁不可能有暴利。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业务本来就有着政策目标，可以承受较低的长期资金回报。这也就让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开发性金融机构在参与扶贫上比商业金融机构有着更多的比较优势，虽然PPP不排斥商业金融机构的资金，也不排斥社会上的其他资本。
就是这样，金融业务不同于财政业务，本金需要回收。易地搬迁项目实施中，很可能会出现收入流不足的状况。金融机构的资金投入不能打水漂。易地扶贫搬迁不可避免地涉及新的基础设施建设，涉及多种公共服务的提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应该根据领域的不同，分别采取适宜的有效合作方式。易地扶贫搬迁要有效，还得做好后续的产业对接工作。
有效就业才能真正让搬迁者脱贫，才可能让搬迁者奔小康。接受搬迁者就业的企业，或为搬迁者就业所建立的企业以及产业园区等，均应该有相应的政策扶持机制，从而鼓励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脱贫攻坚工程。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的运转不能脱离政策性目标。一旦扶贫政策任务完成，公司就应该终止运作或转型为商业公司，切忌公益和商业目标混杂的投融资平台的存在。
为了实现脱贫攻坚工程目标所进行的PPP，需要借助市场的力量，释放市场活力，但这丝毫不能减轻政府的职责。金融扶贫不同于财政扶贫，需要考虑金融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财政资金在脱贫攻坚中应更多地起引导作用，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对于没有收入回报的扶贫项目，财政必须承担最终责任。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智库》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研究员）
（责任编辑：邓益伟 HN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