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邱磊

　　

　　不妨让我们将时间倒回到近一个世纪前的1918年，看看那时的情形。章太炎在一次谈话中说：“六七年来所见国中人物，皆暴起一时，小成即堕”，因为近人“不习历史，胸襟浅陋”，所以其得势就如“无源之水，得盛雨为潢潦”。

　　时间已走过了几代人，但我们今天的“暴起一时”，竟恰如百年前夸躁世风下的某种投射。在此种意义上，我们现在所矢志不渝的艰苦奋斗，是否从一开始就走在了逆行的道路上？回答这个问题，比集体无意识式的追捧，或削尖了脑袋地踏破名校门槛，可能更加迫切和深刻。

　　

　　

　　冷静地看，今天的超级中学，无论从其价值论、还是方法论和目的论上，都不太具有理性的哲学观瞻。它的唯一合法性，或者说立身之本，就是显赫的“战功”，即“追求，永无止境”的分数。但“高考”这一“主战场”，上不能纵贯人生百年，下难以捭阖世伦万情，它只是一种“开始”，而不是一考定终身式的“结束”。对一个人的成长、成熟而言，高考起的作用实际上是被大大夸大了。我们一路汲汲营营的目标，看起来并没有想象中的那般不可或缺。

　　所以，正如云南省教育厅厅长罗崇敏所指出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高考‘状元’有137位，至今无一位成为行业领军人物或国际大师。”这一事实，震撼了不少教育界人士以及他们身后千千万万的家长们，罗厅长的肺腑之言让大家试图重新回到民族和国家的立场上，反思自己疯狂追逐和拼命攫取的东西，到底是造福了千秋万代，还是斫伤民根，中断文脉，贻害子孙？想想，确实不寒而栗。

　　更重要的是，当我们站在个人和家庭的立场上来说，哪一个人愿意将孩子“教育”成“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陶行知语）呢？这时的教育，不正走到了它自己的反面吗？假如有一天，整个教育评价体系转向，“唯分数论”在一夜之间垮塌，则今天的“教育航母”和“超级中学”们究竟还能做什么？

　　在世风清朗、民智逐开的大背景下，尤其是弗里德曼宣称全球化进入“3.0时代”的今天，即使“分数”的余威还在，但每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和实现路径，连“高考”本身也面临着日益严重的挑战，那我们不禁要问：一旦泡沫破碎，我们还剩下些什么？